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处于“最坏”的资本寒潮和资产配置荒叠加的时代，但又处于“最好”的政策福利时代。国家对于“双创”的扶持力度逐步增强；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自主创新，国内“双创”氛围浓厚，初创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但中国同质化日益严重的孵化器创新创业服务，已不能完全满足创业者的要求，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亟待升级。热情高涨的创业热潮与孵化器倒闭浪潮叠加来袭，导致创新创业服务低迷不前。在此情况下，中国基金小镇应运而生，为创新创业注入新的活力因子。
基金小镇按市场化方式设立运行，充分利用私募（对冲）基金扎堆惯性，通过打造“精而美”软硬件环境吸引各种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及相关金融机构的聚集，快速形成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成为金融市场管理财富中一支高素质力量；这一新兴的资本运作方式，直接打通资本和企业的连接，紧密对接实体经济，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基金小镇的规划建设能增强发展新动能、促进社会就业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新常态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北京、江苏、浙江、新疆和福建等地都在打造属于具有本土特色的基金小镇；浙江地区凭借自身独特优势最早摸索设立基金小镇，现阶段浙江地区基金小镇的规模遥遥领先，跻身国内基金小镇前列。但基金小镇这一新兴资本运作模式主要借鉴于国外，比如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天堂格林尼治基金小镇、瑞士达沃斯小镇，以及法国格拉斯的香水小镇等。国内基金小镇并没有完全复制国外运行模式而是在国外基金小镇运作模式的基础上添加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历史文化等元素；全面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基金小镇。
对冲天堂发展历史悠久，大佬占据云端无人企及
“美国对冲基金天堂”格林尼治基金小镇面积很小，只有174平方公里，却是大约380家对冲基金总部所在地，掌管着超过3,500亿美元的资本，单单Bridge
Water一家公司就掌管着1,500亿美元的规模。得益于政府眼光长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与高素质人才“强联姻”，达到基金小镇金融集聚效应的快速形成从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美国私募（对冲）基金发展历史悠久，积淀丰富发展经验且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健全，经济纠纷少；此外，政府不横加干涉基金小镇的发展，“无形的手”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务环境廉洁高效。当提及对冲基金时，索罗斯、Michael Steinhardt以及Bruce Kovner就会自主浮现占据我们半壁大脑皮层。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索罗斯占据对冲基金榜首，索罗斯抛空英镑几乎令英格兰银行破产成为金融界传奇案例，金融界人士对其顶礼膜拜。美国对冲基金界的大佬占据全球云端位置，至今无人企及，影响力度历久弥新。
国内基金小镇各有千秋，协同发展力促金融集聚
基金小镇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国内各地争相效仿设立基金小镇。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以美国对冲基金天堂格林尼治基金小镇为标杆，运用国际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重点引进和培育私募证券基金、私募商品（期货）基金、对冲基金、量化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五大类私募基金。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的快速发展加速地方金融资本的聚集从而形成聚合效应，推动私募金融产业的集聚发展，带动大小资本的“聚啸”，以及民间资本的规范和盘活。通过创新规划理念、创新运营模式和创新人才机制进一步打造景美“金”多的玉皇山南基金小镇。
北京基金小镇主要吸引包括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各类基金及相关产业链服务机构入驻，主要作用为承接金融核心产业外溢，突出金融创新带动作用；北京基金小镇作为私募股权领域的高端金融产业园，凭借其天时地利的诸多优势，成为开启京津冀财富管理的又一新支点。在京津冀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基金小镇的诞生深入融合了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发展。此外，通过利用北京基金小镇成立形成的金融集聚效应，着力降低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的建设。
国内基金小镇三方联动发展，功能复合性及集群内生性凸显
对于入驻企业来说，可与资本零距离接触，优先获得资本关注；被投企业充分利用所获资本，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和管理方式的规范，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投资机构也会充分审时度势，洞察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帮助被投企业充分利用宏观政策和微观发展形成的“倒逼”机制，在调整中提升自身企业战斗力以及协助企业制定清晰发展方向。对于入驻金融机构来说，国内基金小镇入驻门槛相当之高，一旦入驻成功，高标准的入驻要求会全面提升金融机构的对外知名度，基金小镇的低租赁金和各类补贴全面降低入驻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增强其资金的使用效率。
此外，地方政策大力扶持基金小镇，入驻金融机构能够抢抓发展“窗口期”，拓展自身业务抢占金融商机。基金小镇的建立会对当地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使CIER持续下降，积极响应“双创”国策，形成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提升当地产业层次，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健全产业生态；进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基金小镇不仅是功能单一的办公地点，而是人产镇共同相互协调发展的综合体；除办公设施外并辅以必要的社区、娱乐配套设施，是一个产业、娱乐、社区的有机复合体，基金小镇功能复合性非常明显。此外，基金小镇将国内大部分私募基金和高端金融人才从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效应，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当地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得到充分扩容，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国内基金小镇同质化严重，运营主体错位明显
国内基金小镇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偏远，区域人力资源偏少；运行模式大体也类似，政府引导作用占据制高点；小镇招商标准大同小异，竞相参照国外标杆。地方政府为不断扩大基金小镇规模和增强招商力度，通过利用税收、住房补助等多种组合优惠政策来增强对机构、企业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其他地方政府争相效仿形成补贴性恶性循环竞争，不仅会使各地基金小镇政府优惠政策吸引度丧失殆尽，陷入招商危机而且会影响当地产业的良性发展；其最终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此外，国内基金小镇的运营模式尽管有名义上的市场化主体，但管理运营受地方政府影响仍然比较大；一旦地方政府停止对招商引资的优惠支持，国内大部分基金小镇都会陷入招商瘫痪的局面。在国内设立的基金小镇中，配备有专门的金融监管团队但其职能的履行存在很大纰漏，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偏弱；基金小镇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统计分析和风险监测，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性风险，防止金融市场风险交叉感染。
基金小镇“变身”商业综合体，LP二级市场引领退出新潮流
基金小镇金融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精英人群和资本大佬的支持。安全优美的自然环境、舒适快捷的生活设施、高端奢侈的生活品质是最具吸引力的理想居住和办公环境。基金小镇多方位打造的商业综合体，将成为集生态居住、财富聚集和休闲办公于一身的高端商务区；高端人才足不出镇即可享受生活日常所需服务。此外，LP二级市场成为金融市场退出渠道探索的又一领域。在国内新三板发展成熟之前，国内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以IPO 为主，这使得LP的投资退出直接与股市的荣衰挂钩，LP选择能动性非常低。此外，MSCI第三次拒纳A股以及中国股票注册制度实施的不明朗，进一步加剧国内股市底部震荡幅度，为LP通过IPO退出蒙上阴影。在变化不断的资本市场上，LP面临投资流动性差的困境；这为LP积极探索二级市场发展提供了新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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