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银河证券发布研报表示，医药工业品集采持续推进，仿制药集采对行业的影响或已接近尾声。

根据这份报告，国家医保局目标是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450个，前七批国采已经近三百个品种，加上各省集采、省际联盟等，预计第八批国采后尚未集采的仿制药品种已所剩不多，集采对仿制药的冲击基本结束。

一转眼，中国遇上“集采”，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人们对集采已经司空见惯时，其过去的篇章却要结束了。很多人开始困惑，这是否意味着集采这件事将不再或减少发挥出影响力。

想要探究出这个问题，需要从集采的起点开始观察。2018年12月7日，是中国医药行业值得铭记的一个日子。在这天，中国第一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展。

这个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7个副省级城市）组成的“4+7”集采试点，一经亮相震惊业界。这刷新了人们对中国药品“含水量”的认知。

谈判下来，各大药企纷纷“认怂”，总体25种药品平均降价52%。最典型的莫过于正大天晴，降价96%拿下了乙肝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分散片的中标权，这还仅仅是“险胜”，只比另一家药企的报价高出了几分钱。

自此之后，药品集采一路所向披靡，国内药企可以用闻风丧胆来形容。沾边的上市公司股价一路下跌，几乎没有尽头。

盼望药品集采结束者，自然会将现阶段视为一个终点而不是节点，但问题是，涉及到十数亿人民计民生的重要制度，并不会因阶段性的完成任务而终结。

政策“填坑”

仿制药处方量占比88%，销售额占比却高达58%。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消费下行明显。众多商品零售门类中，烟酒类消费依然坚挺，零售总额为5046亿元，同比增长2.3%。

可对比烟酒，涨幅更高的是中西医药品类，全年涨幅12.4%。去年12月份，在疫情防控政策变化以后，月度药品消费涨幅更是高达39.8%。

“吃药”在国人生活中，成了比“抽烟、喝酒”更重要的头等大事。

可见药品集采作为行业的重要政策，并非心血来潮的灵机一动，而是带着使命而来：填平中国医药中的“仿制药陷阱”。

中国药品市场中，仿制药向来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我国药品批准文号高达18万个以上，其中95%以上是仿制药，妥妥的仿制药大国。

可惜的是，林子大了，鸟却不行。

首先是仿制药质量低下。在欧美市场，对于超过专利期的药品，药厂多会主动降价，否则就要被疗效相当的仿制药占领市场。比如经典的“蓝色小药丸”万艾可在专利到期后，在泰国降价约30％；澳大利亚每粒售价不到20元人民币。2014年，万艾可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不降反增，增幅达47％。

原因在于，中国的仿制药“不给劲”啊！

2015年之前，我国几乎没有推行仿制药与原研药等效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导致仿制药的疗效一言难尽。因此，许多国外药品专利失效后，在中国市场仍然赚得风生水起。

其次，仿制药质次而价贵。仿制药价格低廉本应是全球共识。比如在美国，仿制药处方量占比超过90%，销售额占比不足20%；在日本，仿制药处方药数量是原研药数量的2倍多。销售额仅为原研药的不到1/5。

而在我国，仿制药处方量占比88%，销售额占比却高达58%。仿制药是不是值这么多钱？巨大的财富去到了哪里？成了社会心照不宣的秘密。

这直接导致了第三个问题，大家做仿制药，都是在玩销售，没人在乎科技含量和真实效果。

药品集采之前，国内需要进行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多达4000个品种，但其中不到300种的基药品种，却囊括了高达70%的文号。

何为基药品种？指能够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保证供应、基层能够配备、国民能够公平获得的药品。这类药品的特点是生产工艺成熟。翻译过来就是：技术含量低。

于是，无数的厂家涌入低门槛的品种上疯狂“掘金”。根据2016年健康时报报道，通过对样本医院3年间药品销售使用情况分析，21个品种有超过100家生产企业产品上市流通，70个品种均有50—99家生产企业产品上市流通。

那个时候，弄下来一个批号，搞定几家医院，赚得盆满钵满的乱象，比比皆是。整个行业的“坑”，由此也越来越大。

药品集采于是应运而生，针对这个坑精准指导：

首先，药品集采要求药企进行一致性评价，品质要对标原研药品，提升药品质量，否则无法入场游戏。

其次，集中带量采购，走的是直采模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挤掉药价当中的水分。

第三，以价换量的路子势必带来市场集中度的提升，使医药企业要么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以量换利，要么加大研发做创新药。

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会催生“强者游戏”，有规模的大型企业更快占据市场，行业鱼龙混杂的草莽年代。

“中国特色”

药品集采将作为一项基础的、长期性的制度而固定下来。

如何将药品价格降下来，是每个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必修课题。

而集采这种形式，不光是在中国独有。

美国市场中，由于仿制药大多是直接卖给药品批发商，因此美国医药行业市场中存在着保险公司、PBM（药品福利管理）等多种向批发商“砍价”的机构。其中，GPO（药品集中采购组织）存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它通过聚集采购量、与制造商或者批发商进行折扣协商等方式，来达到节省医疗机构费用的目的。

2013年以来，美国仿制药处方量占比在上升，但销售额占比在下滑，2016年起仿制药市场规模开始萎缩，2018年为美国节省医疗开支达2650亿美元。

日本历史上也经历过药品集采。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推行医保控费，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进行大幅度的降价，之后经过几度调整，基本以两年一降价的形式固定下来。

而这样强制降价的代价就是，日本医药行业进入漫长的缓慢增长区间，并且医药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

当然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国情并不相同。

美国和日本的医疗卫生领域中，私立医院是中坚力量。日本医疗机构总数有近18万家，其中大多数是小诊所，以私立为主。

根据厚生劳动省2022年5月公布的报告，在日本全国8273家医院中，公营医院、国立医院、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等公立性医院合计占比约18.4%，病床占比不足30%。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公立医院占全美医院总量的15%；私立医院占85%。从服务人数来看，美国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服务人群占到全美人口的27%，而私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覆盖人群则占到全美人口的58%。

其他国家诸如德国私立医院占到所有医院的七成，印度2010年私营医院的比例达到78%。

相比之下，中国医院的“中国特色”明显：以公立医院为绝对主力。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国公立医院数量为11804个，仅占所有医院数量的32.2%。但是：

2021年，我国医院床位数量为741.3万张，其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0.2%，是民营医院床位数量的占2.4倍；

2021年，我国公立医院人员数量为646.1万人，是民营医院人员数量的3.2倍，占所有医药人员数量的76.2%；

2021年，我国公立医院卫生技术人员达552.4万人，是民营医院的3.5倍；

2021年，我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为32.7亿人次，是民营医院的5.4倍；

2021年，我国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0.3%，是民营医院的1.3倍。

有人曾经质疑，药品集采是中国向计划经济时代的倒退。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其实恰恰相反。“公”字头领衔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下，使国家力量在医疗资源的支配上拥有主导力量，从而形成一个“天然甲方”。甲方利用海量的需求优势来进行供应方的优化筛选，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的正常体现。

实际效果也证明了，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创新之路。

2021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其中指出到2025年各省以上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要达到500个以上。

这也意味着，药品集采将作为一项基础的、长期性的制度而固定下来。

而这条路，远不止于药品。

写在最后

2023年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推行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降低费用负担超过4000亿元。 

这里面除了熟悉的药品集采，还提及了医用耗材集采。2020年11月5日，国家首批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产生拟中选结果。与2019年相比，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价93%，国内产品平均降价92%，进口产品平均降价95%。按意向采购量计算，预计节约相关费用109亿元。其中，冠脉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至700元左右。

除了医疗卫生方面的集采，政府主体作为采购方还有很多领域，都有类似于的集采行为。

比如，广东将“政府债集采”，把原来散落在各区县的隐形债务，统一划归到省里面进行统一的招投标。各金融机构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省政府，只能用近乎不赚钱的价格争夺广东的千亿大单，带动广东的发债成本直线下滑。

还有，石家庄政府对共享单车占用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权进行公开招标等等。

行政权力和市场竞争从来不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也绝对不是势同水火的“仇敌”。对涉及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务来说，诸如药品集采这样的行政介入，本身就是其职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经济的特色之一，也必将是条值得深入探索和延续的路径。